王旭从孙德胜家回来之后，连续三天没有出门。他坐在桌前，把笔记本翻开又合上，合上又翻开。窗外的蝉一直在叫，吱吱吱的，很响，一刻不停。他从早听到晚，听得心烦。纸鹤在头顶晃，白的，灰的，红的。红色的纸鹤在中间最显眼，像几滴血。他看着那些纸鹤，看着它们在风里轻轻晃，翅膀扇动，发出很细的沙沙声。
第四天，孙德胜的女儿打来电话。大伯接的，嗯了几声，把电话递给王旭。
“找你。”
王旭接过电话。
“喂？”
“我爸同意了。”年轻女人的声音在发抖。
“同意拆了？”
“嗯。今天早上他自己说的。”
“他腿怎么样了？”
“更肿了。不能走路了。昨天开始发高烧。”
“送医院了吗？”
“送了。医生说再拖就要败血症了。”
王旭沉默了一会儿。
“什么时候拆？”
“明天。林生能来吗？”
“能。”
王旭挂了电话。他看着大伯。
“孙德胜同意拆了。”
大伯点了点头，没说话。
第二天上午，王旭和大伯、林生去了医院。医院在城东，不大，灰扑扑的，外墙刷着白色涂料，有的地方剥落了，露出里面的水泥。门口停着几辆三轮车，车斗里堆着被褥和暖壶。住院部在二楼，走廊很长，灯很亮，白晃晃的。地上铺着绿色的塑胶地板，踩上去没有声音。墙上有指示牌，写着“住院部”“手术室”“药房”。药房的门关着，窗口拉着铁帘子，上面贴着一张纸：“暂停服务。”纸已经发黄了，边角翘起来。
孙德胜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房间不大，三张床，只住了他一个人。另外两张床空着，床单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在被子上面。床头柜上放着暖壶和搪瓷缸子，搪瓷缸子上印着一个喜字，红色的漆掉了大半，只剩下模糊的轮廓。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巨大的气球。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上，亮晃晃的。他的右腿露在外面，裤管卷到大腿根。腿肿得更厉害了，比左腿粗了两圈。皮肤发亮，紧绷绷的，像要裂开。颜色发黑，从脚趾一直蔓延到大腿。
林生站在床前，看着那条腿。
“要截肢。”他说。
孙德胜睁开眼。眼睛浑浊，像蒙了一层雾。他的脸很白，白得像纸，嘴唇干裂，好几道口子，渗着血丝。嘴上有白色的皮，翘起来，一片一片的。
“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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