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药后的第七天，吴建国打来电话。
那天是星期五，王旭刚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电话就响了。大伯接的，说了两句，递给王旭。
“你的。”
王旭接过电话。“喂？”
“是我。”吴建国的声音比以前亮了，没有那种闷闷的感觉，像是嗓子里堵着的东西通了。“你的手，是先生的吗？”王旭问。
“不知道。”
“你没问过？”
“问了。他说不是。是别人的。”周明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算盘又响了，噼里啪啦的，很快，有人在问价钱，周明说“等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又拿起电话，可能是把顾客打发了。
“那你就要吃药。”王旭说。
“嗯。”
“药断了怎么办？”
“再想办法。”
“什么办法？”
“不知道。”周明的声音很低，低得快听不见了。“也许去找别的药，也许去找别的医生，也许——”他没说下去。
王旭等着。电话那头有风吹过的声音，呼呼的，很轻。大概是店门口的风吹进来了。
“也许什么？”
“也许就这样。”周明说，“能活一天是一天。”
王旭没说话。窗外的阳光照在桌上，亮晃晃的，照在他的手背上，手背上的汗毛都看得清，细细的，茸茸的。他看着那缕阳光，看了一会儿。
“你的右手，原来是你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周明沉默了很久，久到王旭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受过伤。拿不了东西。”他的声音很小，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换了这只手，能拿了。搬货，算账，写字，都行。比原来的好。”
“那你后悔吗？”
周明没有犹豫。“不后悔。”
“就算以后药断了，手坏了，也不后悔？”
“不后悔。多用了这么多年，值了。”
王旭挂了电话。他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窗外的老槐树又长出了新的叶子，嫩绿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在风里轻轻晃。阳光照在叶子上，亮闪闪的，能看清叶脉，一根一根的，像细线。纸鹤在窗台上晃，白的，灰的，红的。红色的纸鹤在中间最显眼，像几滴血。有一只纸鹤的翅膀上还贴着一个福字，红纸黑字，字已经模糊了，看不清了。墨汁洇开了，福字变成了一个黑团。
“怎么样？”大伯走过来。他刚巡逻回来，裤腿上沾着草叶，鞋底有泥。手里拿着手电筒，手电筒的玻璃面上蒙了一层雾。他把手电筒放在桌上，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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