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荷在县学讲堂里站了整整一个时辰。讲的是‘货殖列传’的最后一章。他不记得自己上次讲这一章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两年前，那时候县学的学生只有二十几个，狄仁杰坐在第一排最左边，膝盖上放着一本比脸还大的笔记本。现在第一排最左边坐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孩子。孩子膝盖上也放着一本笔记本，但比狄仁杰那本小多了。杜荷看了一眼那本笔记本的封面，上面用楷书写着四个字：度支学堂。
这个孩子是度支学堂第三期的新生。还没毕业，但已经懂得来听杜荷的代课了。不是冲着‘货殖列传’来的。是冲着他这个人来的。就像当年狄仁杰冲着杜如晦的奏折去抄笔记一样。有些东西在代际之间是会传染的。不是通过血脉，是通过讲台上的那一壶热茶。
杜荷把粉笔放下的时候，学堂里的沙沙声停了。三十几个学生同时抬起头看着他。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睛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先生下一次什么时候来。
“下课。”
学生们开始收拾东西。杜荷从讲台上走下来，沿着课桌中间那条窄窄的过道往后走。走到倒数第三排的时候，他在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少年旁边停了一下。不是狄仁杰。狄仁杰现在已经不在县学了。但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狄仁杰走之前推荐来接替他的。一个叫韦成的孩子。十六岁。抄笔记的手速跟狄仁杰差不多快。
杜荷在韦成的桌面上放了一张叠好的纸条。纸条上写的是度支学堂下学期的课程调整建议。这是他对外的说法。实际上纸条折痕的宽度是狄仁杰和杜荷之间约定的暗号。折三折。每折的距离都是两指宽。不是字。是折叠的方式。狄仁杰在东宫的书吏房里每天经手上百份文书。他不会看每一份文书的内容，但他一定会注意到一份折叠方式跟寻常不同的纸条。因为杜荷教过他：数据的异常不藏在内容里，藏在格式里。一个用左手折叠的账册和一个用右手折叠的账册，折叠的顺序就差一折。而那一折就是一个人的全部习惯。
韦成把纸条收进袖子里，朝杜荷点了一点头。一句话没说。这是狄仁杰教他的：先生给你东西的时候不要问。接过来收好。自然会有人来找你拿。
杜荷走出县学的讲堂。傍晚的阳光把天井里的槐树影子拉得斜长。训导站在回廊下面，手里还是那只旧茶壶。壶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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