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六年（959年）正月初六，东京开封府，皇宫文德殿。
正月初六的开封，年味已如潮水退去后的沙滩，只剩下零星的残迹。街巷中那些红纸灯笼在晨风中轻轻摇晃，纸面被前几日的雨雪打得有些发皱，但竹骨依旧坚韧——如同这座帝国在完成了那轮密集的结构调整后，正在以它自己的节奏，缓缓收敛到日常运转的基准频率上。
文德殿内，空气却比昨日更加紧绷。
那份紧绷的源头，不是任何一道未经宣布的决策，而是一种所有人都知道那道决策已经抵达了它最后的装载位置、只差最后一次锁定即可完成全断面合龙的待机状态。范质的奏疏已于昨日在朝堂上完整宣读，王溥与魏仁浦以各自的证词完成了声援信号的递达，文武两班以连续出列的方式汇聚成了一道完整的“请立皇子为太子”的集体议程。那道议程的终点，按照帝国一切正式决策程序的标准流程，应当是以皇帝本人的一道正式诏书来为它画上**——以册封大典的仪程，将那道从柴荣在正月初一午后的御书房中写下的“先太子，后燕云”六个字，从御书房案头那叠空白宣纸的最底层，提升至整座帝国权力结构的最顶层。
但没有人料到，在那道诏书被正式起草之前，率先开口的，不是柴荣，不是范质，不是任何一位文臣或将帅——
而是那道坐在御阶左侧小案后的身影。
当朝仪进行到范质昨夜重新修订过的、关于“请立太子”的补充奏议的第二轮宣读程序开始前，柴宗训从那张他坐了整个冬季的小案后站了起来。
那道起立的动作本身，在所有在场者的记忆中，没有一丝突兀。仿佛那座以他自身为中心在过去数月中逐渐稳定下来的承重框架，在他以那道从容的站起完成了从静态待机向正式输出状态的切换时，以一个完全意料之中的步骤开启了他今日输出的全部程序。他走到御阶中央，在距离柴荣御座还有足够展现其形式意义的间距处站定，然后以他那种在过去的数月中批阅了无数份关于粮道调度和人事调整的简报后彻底定型了的、平稳得如同他正在做一道已经完成全部参数计算的后勤调度的节奏，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不高，但穿透了文德殿内那道以文武两班百余人各自的呼吸频率为背景音的待机沉默，清晰地、一字不落地传达到了整座大殿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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