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负责”、“向组织汇报不正常思想动态”为名，绞尽脑汁，字斟句酌地炮制了一封“汇报信”。
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字迹潦草却力求表述清晰，字里行间充满了看似客观实则别有用心的“关切”与“忧虑”。
信中，他们不仅“如实反映”了丁秋红如何“不顾影响”、“深夜主动”去找林墨，两人关系如何“迅速升温”、“毫不避讳”，还精心添油加醋，描绘林墨近来如何“恃功自傲”、“态度嚣张”，对屯里工作“指手画脚”，并极具暗示性地写道：“……林墨同志或许因之前立功，有些忘乎所以，似乎全然不将上级领导（尤其是曾亲切关怀过知青点的贾副主任）的教导和革命纪律放在眼里，与丁秋红同志的过从甚密，也影响了其他知青同志的思想稳定……”
这封裹挟着私心与毒刺的信，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封好，贴上邮票，趁着一次去公社的机会，投进了那个绿色的邮筒，带着他们的“忠心”与算计，飞向了县革委会那栋令人敬畏的红砖楼。
几天后，这封信静静地躺在了贾怀仁副主任那张漆色光亮、一尘不染的宽大办公桌上。彼时，贾怀仁刚刚结束一场关于“深入抓好知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专题会议，在会上他做了重点发言，引经据典，语调铿锵，赢得了不少掌声。
回到办公室，他脸上还残留着那种惯有的、矜持而不失威严的微笑，心情颇为不错。他慢条斯理地用裁纸刀划开信封，抽出信纸，起初只是带着处理日常公文般的随意心态浏览着。
然而，随着目光逐行扫过那些越来越刺眼的字句——“深夜主动”、“关系密切”、“恃功自傲”、“不将领导放在眼里”……他脸上的笑容像骤然遭遇寒流的湖面，迅速冻结、僵硬，最终彻底消失。脸色由原本的白净，转为不正常的涨红，最后沉淀为一层骇人的铁青。捏着信纸边缘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关节发白，微微颤抖起来，薄薄的信纸仿佛重若千钧。
“林——墨！”
这两个字仿佛不是从喉咙里发出，而是从紧咬的牙关深处，伴随着嘶嘶的冷气，一点点挤磨出来的，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惊怒与羞辱。
他“唰”地一下从舒适的靠背椅上弹起来，像一头被侵占了领地的困兽，在办公室里烦躁地踱起步来。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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