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迷茫，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他们问：“你孩子是在哪被绑架的？在学校内，还是在学校外？”
她说：“在学校外。”
他们问：“这是孩子亲口说的吗？”
她说：“是他亲口说的。”
他们说：“孩子有没记错呢？孩子受到惊吓，一时想不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她说：“好像绑匪的供词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问：“为什么说好像呢？是不是有的绑匪说，他们是在校内实施绑架的？”
她说：“我是听我老公说的。”
他们问：“你老公看到绑匪的供词了吗？”
她说：“没有。他是听警察说的。”
他们说：“警察的话也能信吗？就像医生的话一样，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你没感觉到吗？在整个绑架事件中，政府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他们要推卸责任，他们要尽量减少给予孩子的赔偿。你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政府要给予多少赔偿才合理呢？”
她说：“我不需要赔偿，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教育部门，或者政府能重视这件事，加强对学校周边的管理，让我们家长放心，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不缺钱，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再发生绑架案，其他的学生家长需要赔偿时，政府会参照解决你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是不公平的。
他们说，你也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才向教育部门，向政府讨还公道，你是在为所有的学生家长讨还公道，因此，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无缺钱，就可以不像政府索要经济赔偿。
这时候，她感觉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似乎成了别人为难政府的工具。她很清楚台商对政府的态度，他是从不说政府一句坏话的。她想脱身似乎是不可能了，当市政府、教育局长要与受害者家属对话时，她便被许多拥护者推进了会议室。
她发现自己很无奈，很无助，虽然，身边都是她的支持者。但她要的不是这种支持，要的不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支持。她发现，她已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家长，甚至于不能代表自己。太多太多的热心人已经代表了她，说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向政府提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政府提出的要求。
丈夫的出现让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孱弱的女人。她其实更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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