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在先，如果杀人之后风平浪静，公安干警的侦查只是有惊无险，那就两相平安皆大欢喜，如果出现万一情况，杀人案件被公安机关侦破，杀人者被抓获，那就一口咬定是女人的丈夫指使他作案杀人。到了这种时刻，对持凶器直接杀人者，无论幕后指挥者是谁都不再关紧，因为不论是谁指挥他干这事，他都免不了一死。若照副县长部署去做，可加倍得到报酬，在原先十万元的酬金上翻上一番。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家中父亲看病，旧房翻盖重修都急需钞票，能一手拿到二十万元,何不铤而走险，即使为此丧了性命，也值！凶手算了算账，就凭自己在那地方、那境况，就是打拼二十年，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可是，副县长告诉他，如果不照部署的说法说，把县长咬了出来，那结果不仅是丧了性命,还得退回巨款……副县长深知凶手的心理，这类亡命徒，多是要钱不要命的家伙，只要给钱，他什么事都敢干,他们才不会把到手的钱再扔出去哩。就是这样，案发之后，凶手—口咬定是局长指使他杀人的。再说,在常人的眼中，这个局长确实具有杀妻的可能，他也养着情人，与妻子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果然，事态的发展是沿着副县长设计的轨道进行的，似乎没有人怀疑案件的判断结果，局长顺理成章地被判定为雇凶杀人的罪犯，也没有任何人怀疑案件与副县长有关。因为有关的证言、办案的程序都无懈可击。可是，案子到了黎明手中，他却一眼看出了个中的猫儿腻。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从宏观上讲，局长斗不过副县长，这是案件之所以办错的基础。从具体证据看，副县长有指鹿为马、点石成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特异功能”。他手中有权，权又能生钱，这一切都能牵着办案人和执法人的鼻子，照着他既定的方针走，很可能把案子弄错弄冤。一起案件的审理结果，其中有多少真理的含量，或是有多少权势的含量，黎明是能辨认得了的。虽然，支撑审判工作的都是在册的法律条文，他对身边的卓有建树的法学博士硕士、资深法官们道出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就事论事去谈面前这起案件的是是非非，他知道若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地忙碌着去就案说案，那只能是治标。他并不是不去治标，他知道，若只是为实现治本的目标而放弃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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