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起用司马光，尽废新法，称为元祐更化。
俩人曾是朋友，可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份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以为自己这么做都是忧国忧民。
王安石和司马光他哥俩儿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看事情非白即黑，用人非新即旧，迫使朝臣们一次次站队。到了变法后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而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大有矫枉过正之处，最终演变成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
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结果只是或正或反的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哲宗死，赵佶继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击反对势力，又来了个大调个，重新起用新党，打击旧党，而主持此时的蔡京更狠，不但将正牌的保守派划进了元祐党，连自己的政敌一律贴上元祐的标签，将事情扩大话。从赵佶执政初期便开始贬谪元祐党人，但期间仍起复不断。
党禁在崇宁年中达到高峰，随着黄庭坚，程颐的去世，一度大赦缓和的禁锢再次加剧，开始禁止录用党人，禁止元祐党人的子弟为官，甚至不准他们在靠近京城的地方居住，更不用说留京居住了；到了政和后期，对元祐党人的禁锢达到顶峰，甚至连元祐党人的学术都遭到禁用，朝廷下令收藏苏、黄文章的要以大不恭治罪，而赵柽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御史参了一本．．．
御史台在朝廷中地位显赫的机构，其与二府分持纪纲,在京百司,自宰相以下,悉隶御史台纠察,号称“霜台”、“宪台”，因为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也称御史台为‘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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