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能达到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并且不计入政府收入，财政部门也无权过问其收支。将这一部分计入后，宋代便不存在赤字问题了。在政府财政困于“入不敷出”时，皇帝就将内藏库中的财富“借”给政府，达到收支平衡。这正是宋代皇帝控制政府财政的一个手段，在入大于出的情况下人为制造出了财政赤字假象，其实政府并不差钱。
国是富了，但兵却越来越弱，与契丹国澶渊之盟中的约定，让历任皇帝们感受不到大国的尊严；就连西北藩属党项族，也竟敢自称大夏，与宋朝分廷抗礼。他们心中所想，即使不能如盛唐时期万国来朝、拥有被尊为“天可汗”的荣耀，至少不能放弃太祖、太宗收复失地、统一疆土的使命，同时也要保证宋朝在列国中相对的优势地位，但现实是残酷的，两者并未能统一起来．．．
赵柽作为一个军人，又经历了现代的改革开放，当然懂得国家富强来自于和平，而和平来自于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军事实力以及积极高效的国防政策。前朝的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带来百年和平相处，将其理解为屈辱的城下之盟虽略有失公允，但澶渊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军在澶渊之战中获得相对优势为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战宋军一败涂地，等待宋朝的就将是灭国之灾，而绝非一纸盟约，这一点在不久后的宋金之战中就可能会以最残酷的方式验证了．．．
如今赵佶登基，蔡京上台，把持朝政十余年，就就施政方针来说，两人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茅台酒的瓶子中装的却是自家酿的小烧。
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而赵佶、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皇上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
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他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冗官、冗兵现象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国家财政供养的官员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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