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谢和耐说过：“从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已经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大家所公知的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像前朝那样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但事实并非都是如此，商人的地位虽然发生了变化，可毕竟宋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商人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贱者’的地位。
首先，商人是政府剥削、压榨的对象，也是各级官员敲诈、勒索的目标，他们依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宋初政府确实采取保护商业流通的政策，因而商税较轻，可一旦政局稳定，商业活跃起来后，政府便不再减轻税收，甚至加倍勒索，建立起自汴京至墟市的全国商税网，不出一县有时就能碰上十来个税卡。
其次，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政府对各阶层的服饰和交通工具都有明确的规定，商人是被排在‘工’之后，是作为社会下层来对待的，乘坐的轿子都只允许二人抬，即使后来商人打破了这些规定，但是他们也是在官府睁只眼闭只眼的情况下实现的。
再者，商人可以参加科举，其实在宋初这也是严令禁止的。到了英宗时期，才有所放宽，但也不是无限制，而规定必须是‘奇才异行者’才可。所以要把自己或后辈子弟培养成才，还要不是一般的才，要是‘奇才’！这难度可想而知，同时不露声色的便把商人及其子弟一大部分人排出在外啦！
所以说一些大商人虽然通过买官、科举、联姻等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可商业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就不可避免的让人将他们划进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不讲诚心’的小人之列，即使他们中不乏有善举之人，可依然难以改变社会对商人的评价――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仍然很低．．．
“徐彪你还不服吗？”疏通好道路，安抚好行商们，赵柽转过头来处理徐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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