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高昌‘复叛’的危机，赵柽考虑了许多解决的办法，除了赵信提到的扶植亲宋政府和经济制裁之外，他还想到了利用其他手段解决高昌问题：
高昌回鹘的宗教信仰前后有变化。西迁以前的回鹘信仰摩尼教，他们将这一信仰带到了高昌。高昌原为佛教盛行之地，回鹘迁入高昌地区以后，逐渐从摩尼教转信佛教。但是佛教从来不是外界政治干预手段，宗教信仰反而使高昌的民众心理更倾向于和平、随顺，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不硬来、不挑事、顺其自然的色彩，难以通过挑动不同宗教信徒产生纷争。
既然民众的心理不易被外界所用，那么民族因素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战略抓手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高昌民族构成比较稳固，回鹘人占据了多数，当然曾经作为唐朝的领土，那里也有汉族后裔留存，但是三百多年的地域隔绝，在不同政治治理形成的文化差别很大。高昌人口固然有一部分是明确的汉人，可这些人对汉族血统除了荣耀感没有更多认同，很多人已经改换了当地化的姓名，对祖先的记忆往往只是口耳相传的掌故，他们了解当今大宋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回鹘人无异。
赵柽知道真实的国际战略场，既非只有铁血的斗兽场，也非只有对错的法庭，风中之竹随风而不倒，自有中小国家生存之道在里边。高昌在历史上一次次变化立场与阵营正应了现代外交史上的那句话：“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高昌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没有把自己捆绑在谁的战车上，从其历次左右逢源的战略运筹看，高昌的联盟手段确实充满灵活性，的确是独到的生存心得。但这也是其不易发展成任何势力盟友的缺点，被人指摘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节操；同时也被各国所利用，不断以此挑起纷争，高昌在摇摆中谋求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保持不倒。
赵柽也明白决定竹子方向的是风，而风是多种持续柔性因素合成的，这就是兵法中所谓的‘势’。如果是前几年赵柽的选择的方略是对高昌保持尽可能的互利合作，无论是这种合作是双边的，还是在西域乃至东亚大框架内，高昌不可以作为周边战略支点，但可以成为周边合作的增长点。
但是现在不同了，经过数年放眼大局谋势造势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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