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深信不疑、一一照办，从此家运兴旺。附会之说不足采信，不过由此可知，王建有崇信佛教的家庭传统。
当王建君临一方之后，这种对神佛的敬畏之心不再只是个人信仰，他为祈求王氏宗庙社稷的安泰，任用僧侣为国师、积极支持各种佛教活动。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开始对国家政治产生莫大的影响。王室施舍土地与奴婢给寺社，上层僧侣得以过问国家政务。
由于佛教势力过于庞大，高丽王朝的文化由始至终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国家对佛教过分的推崇在后来终于显露其恶果，寺社卷入世俗的纷乱中，高级僧侣步入政坛。在某些场合，他们已经与权门豪族没有分别，经营高利贷、私养僧兵参与政治斗争也成了寺院僧侣的重要业务之一，而且与权贵们相互抗争。
高丽第十七代国王王楷宠信僧侣妙清，妙清的权势很大，有的说法认为这是他使用旁门左道趋炎附势的结果。当时，开京贵族李资谦势力坐大，对王室形成极大的威胁，不但拥有崇高的爵禄，并且有武将拓俊京是李资谦的坚强后盾。因为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资谦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甚至认为“十八子（李）为王”，企图废黜王楷自立。
王楷不甘坐以待毙，暗中与近臣密谋铲除李资谦，但是遭到拓俊京的武力镇压，王楷本人也被幽禁。但是不久王楷拉拢拓俊京清除了李资谦及其党羽，又借巡游西京之际，借助西京两班与僧侣之力又除去了拓俊京。仁州李氏没落后，以妙清、郑知常为首的西京两班一度得势，权力真空也令开京与西京两班的矛盾日益激化。
当时人们对开京贵族的所作所为极度不满，朝野的有识之士要求革新朝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妙清因应世俗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认为若要革新朝廷政治，必须彻底脱离开京权门的影响。因此，头等要务乃是将京城迁移到西京平壤。这是老生常谈，不过倒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但妙清迁都西京的提议却遭到开京两班的坚决反对，在金富轼力谏下，王楷最终打消了前往西京的想法，以其为代表的开京两班与以郑知常为代表的西京两班斗争也因此最终激化，妙清一党聚众叛乱，自称大为国，定年号为天开元年，并组织所谓“天遣忠义军”占领了西京与开京之间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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