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柽的‘屈服’收场，他知道这也许只是个偶发事件，自己的反应似乎有些过度，但是他知道这个事件开启本朝谏止皇帝的先河。如果不想办法加以改正，此类事件将越来越多。自己不同意，他们就会故技重施跟自己对抗，使得自己独裁美梦破裂不说，若是有人提出反对便可能会引发党争。
党争的危害自不必言，对一个国家而言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宋神宗朝，一个大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按之前上书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对变法提出了种种质疑，在争论中分成了新旧两党。而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往往变得自信而武断，新党就把旧党苏轼以乌台诗案打入大牢。反过来，到元祐更化时，旧党执政，以牙还牙，也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
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态，已然不能与仁宗朝相比，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河。两党的争斗又持续了三朝，大宋的政治精英几乎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在相互倾轧中损失殆尽，才有了蔡京等奸佞掌权的机会。而国力也在纷争中由盛转衰，内部矛盾重重，即便没有女真人的入侵大宋也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党争的恶果谁都明白，但为啥士人们还乐此不疲纷纷卷入其中呢？赵柽这么多年却将其中缘由琢磨了八九不离十。
在绝对功利至上的封建官场上,宦官、外戚和士人往往是三股不可调和的势力。其中宦官对皇室来说,是不可或缺,必须要用的;外戚则是皇室天然的、既成事实的、无法否定和摆脱的附着物。士大夫在封建官场上有其天然的政治软肋，他们只能依靠的政治理念、符合封建礼制的伦理展示和能为帝王所用的治国才学赢得地位，达到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和政治理想的目的。
可士大夫们拥有的那些道德才学,毕竟是富有弹性的,在攻城掠地，拓土开疆的武将面前显得单薄,甚至是虚无和空泛。对皇帝来说,既可用此,亦可用彼;既可彼此兼用,亦可彼此相攻相克,甚至当作垃圾弃之不用;既可当下就用,亦可将来再用。为了减少失败,壮大势力,士大夫们就必须从道德才学以外寻找力量。
结成朋党,正是士大夫们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操作的政治选择。对倾向己方的士大夫官员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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