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专利等相关领域都很专业，因为当时所里面的律师中有药学背景的不多，当时正巧合伙人正在代理一个医药公司的诉讼案件，所以Nancy一进所就直接被合伙人带去做诉讼，写Memo，见客户了。她做的也是意外的好，这源于她身上的一股冲劲。Nancy高中时候曾经生病在家休养1年多，功课落下不少，大学入学时候自然也比届同学们年长一点，因为总觉得比同龄的学生落后，所以她潜意识中总会更努力一点，比身边的人更努力一点，结果她读博士的时间比别的药学博士都少了几年。法学院的时候当然也是这样一路冲过来的。我们共事的那几年，Nancy参与的大案子用双手数不过来，虽然她不是主办律师，但是她的存在在案子过程中的作用很大，我看着她从一年级律师到而高年级再到马上要升顾问。就在我觉得她毫无悬念地要成为我们所目前最年轻的顾问的时候，Nancy在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周一，找管理合伙人提了辞职。
原因是她打算结婚了。
我知道她在谈恋爱，但不知道在她看来婚姻和工作不能共存。
即使在那一周里，管理合伙人们挨个挽留，Nancy还是在周五给所有同事发了farewellletter。她lastday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事在公司楼下的餐厅聚餐，Nancy没有悲伤难过后悔之类的表情，只是淡淡的说她想通了。具体想通什么了，我也没问清楚，只记得旁边其他同事们有的用半开玩笑的聒噪的声音说着她这是自毁前程，有的则是羡慕祝福与不舍。我那时的感觉当然是后者，我真心希望她幸福，并且我觉得只要她心里感到值得就好，像开心不开心，应该不应该这种问题，等价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问题，即使她的选择和我的喜好不同，那又有什么大碍呢，因为她的人生不是我的评价能够左右的，而我连我自己的人生都没有想得清清楚楚，又何必生出左右别人人生的念头呢。
有时候我会想起自己刚刚入职时候见过两位女士，一位是律所的全球合伙人Tina，另一位全球是首席运营官Donna。律所内部是有等级的，我们纽约办公室内部有管理合伙人、普通合伙人、顾问、律师、其他行政人员这样几个等级划分。纽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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