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
站着的那个男人沉默了。他把那根没点的烟揉碎了，烟丝从指缝里簌簌落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机油的手，把手插进了工装裤的口袋里。
戴金丝眼镜的那个男人始终没有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指从桌面上移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上。他把信封往站着的方向推了一寸。信封没有开口，但里面的厚度足以让任何人明白——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站着的那个男人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他问了一句：“几点？”
主位上的男人看了一眼腕上的表。那是一块百达翡丽，表盘是深蓝色的，指针在台灯的光里泛着冷淡的银光。“下午四点十七分。他会准时经过那个路口。你只需——刹不住。”他顿了顿，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不大，但很笃定。“剩下的，我们处理。”
戴金丝眼镜的男人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比他的外表温和得多，甚至带着一点长辈式的关切，像是老师对学生、叔叔对侄子。“你父亲以前在我手下做过事。他走的时候，我没能帮上忙。这次，算补上。”
站着的男人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一瞬间的犹豫，但那一瞬间太短了，短到坐在椅子上的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伸手拿起那个信封，塞进工装外套的内袋里。信封的边缘从口袋口露出一个小角，在灯光下泛着牛皮纸特有的暗黄色。
他没有说“好”，没有说“行”，没有说任何话。他只是把那根揉碎的烟从地上捡起来，烟丝已经散了，捡不起来了。
他走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穿西装的把钢笔插回胸前口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帘依然拉得严严实实，他看不到外面，但他站着，像在看什么。“你确定他不会说出去？”
戴眼镜的端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他儿子在我们手上。他说什么？”
“他儿子？”
“学校、住址、每天几点放学，走哪条路。我们都清楚。”
茶杯放回桌上，发出一声轻响。穿西装的转过身，看着那张地图。红圈圈住的路口在灯光里格外刺眼。“那就等吧。”
那天昌京的天气是这几年最差的一次。不是暴雨的问题——暴雨年年有。是那天的云压得太低了，低到站在江氏集团大厦的顶层，伸手好像就能摸到那片铅灰色的、翻涌的、像被谁搅拌过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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