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头，你们真来？”
“明早动身。”
郑有德只带了我和张西武。
白露留在昆明守绢帛铜印和秦玉，临走前她把广州地图塞给我，又在带河路旁边画了两个圈。
“一个是聚成斋，一个是最近的邮电所。出事先传消息，别抱着东西跑。”
“你怎么不叮嘱把头？”
“他用你叮嘱？”
“武哥呢？”
“他用得着？”
我把地图叠好。
合着队伍里只有我像个需要看管的。
我们从昆明坐火车到广州，出站时正赶上早高峰，流花一带到处是拉货的板车，蛇皮袋堆得比人高。
那几年广州火车站也很乱，跟昆明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什么倒票换外币的、拉客住店的全挤在一块。
有人拍你一下肩膀，你回头的工夫，腰包可能就开了。
张西武走在最后，没让任何人靠近两步以内。
马二在人民北路口等我们，手里提着半只烧鹅。
“可算来了，我这两天吃得嘴里都淡出鸟了。”
我看着烧鹅：“这叫淡？”
“光吃，没喝。”
郑有德没让我们去聚成斋。
我们先在陈家祠附近绕了一圈，下午才从文昌北路穿进带河路。
那个姓吴的没在店里见我们，而是把我们领到西关一栋老屋，屋门不宽，进去是天井，青砖地上摆着两口水缸。
正厅没有家具，只放着一张八仙桌。
桌上摆了三件铜器。
一件铜豆，一件铜洗，还有一把提梁铜壶。
三件东西锈色不一样，铜壶偏黑，铜洗发绿，铜豆足部有红斑。
我没上手，只绕着桌子看了一遍。
铜豆底座内侧有个很浅的火纹，和白露说的差不多。
郑有德问：“这些都是从哪收的？”
姓吴的推了推黑框眼镜。
“贵州、云南、四川，陆陆续续收的。”
“都有杜氏款？”
“有的有，有的没有。”
屋角有部电话。
郑有德让他拨昆明号码，我把铜豆和铜洗的形制说给白露听，又把底款念了一遍。
白露在电话里停了几秒。
“铜豆不是祭器，是灯座。铜洗外沿如果有三道平行刻线，那也可能是杜氏散出来的。你再看铜壶提梁根部，有没有半个卧牛纹。”
我照她说的找，真在提梁下面看到一只缺头的卧牛。
“有。”
“那三件很可能都是杜氏旧物。别碰锈层，尤其是铜豆底下的红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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