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心。
“他们都问了些什么？”
“没问什么出格的，就是拉家常，问你妈教书辛不辛苦，问我身体怎么样，然后就旁敲侧击地问你，工作顺不顺心，有没有谈对象，还说你年纪不小了，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说他们局里有不少优秀的女青年……”
周晨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问工作，问感情……这些问题看似平常，但从一个陌生官员的嘴里说出来，就充满了刺探的意味。
尤其是提到苏清影之后，他们对周晨的感情状况格外关注。
“爸，妈，以后再有不认识的人，不管是哪个单位的，上门来谈事情，你们就说不清楚，让他们直接到县政府来找我。记住，什么东西都不要收，什么话都不要多说。”周晨叮嘱道。
“我们知道。你放心，你爸妈还没老糊涂。”周卫国在电话那头说，“你自己在外面，也要多加小心。咱们家不求你当多大的官，只求你平平安安。”
“我明白。”
挂了电话，周晨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他必须反击。
但反击不能是针对赵建民个人，那样就落了下乘，变成了私人恩怨。
他的反击，必须是制度性的，是阳谋，是让赵建民明知道是针对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组合拳。
周晨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桌上那份尚未完成的报告上。
他有了主意。
他坐回电脑前，没有继续写“卧龙模式”的经验，而是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是——《关于在全县干部队伍中建立健全“八小时外”监督管理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正是他之前向魏国兵提议过的，要建立干部亲属经商、社会交往等情况的报备制度。
之前只是一个初步想法，现在，赵建民的举动，给了他一个将这个想法立刻付诸实施的绝佳理由。
他要借着这个由头，在青云县掀起一场干部作风整顿运动。
这场运动，名正言顺，完全符合上级精神，谁也挑不出错。
但它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会把所有干部的私人关系、家庭背景都置于组织的监督之下。
赵建民想通过非正常渠道搞小动作，这张网就能有效地限制他。
更重要的是，周晨要把这件事做成一个公开的政绩。
他奋笔疾书，将近期的纺织厂案、一些干部与商人勾结的现象，以及“某些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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