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公平，也笞五十，显失公平，比照曲法枉断论罪。
官员为官府做生意或亏损欠债，按坐赃减二等处罚。官员派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经商，如得利，官员不知，为无罪；知，比照官员家人在辖区内经商，官员知情之罪惩治。根据情节轻重，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也要笞四十到杖八十。官员家人在辖区内做生意赚钱，比照官员本人经商之罪减轻二等。官员知情，与家人同罚；不知，比照家人之罪减轻五等。监临之官比非监临之官及其家人经商处罚更严。
可是到了清代，随着奴性社会的到来。可谓“无官不经商，而又无商不靠官，百姓既怕官员又怕商人。”“于是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之官者十之七矣。”官商日强，而民商日弱，更有官商与民商勾结起来，联手坑害百姓的。乾隆时的权臣和珅开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千万两；古玩店十三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千万两；古玩店十三座，本银二十万两。清朝时，不仅在职的大小官员营利经商，就是离职的官员也趋利于市。
雍正时的大将军年羹尧公然派庄浪典史朱尚文为他经商，把四川所产楠木等，“运至湖广、江南、浙江发卖，获利数十万”。
从清朝官员经商可以看出，官员经商凭借特权，比一般商人更具有优势，例如，食盐贸易被大盐商垄断后，一般商人感到“取赢之难”，甚至“息不偿本”，无法开展正常的贸易。
官员经商直接冲击和败坏了本该廉正的吏治。从皇亲国戚到行政长官，从军队武将到胥吏，都凭借手中之权，违法经商，使朝野兴起一股追求金钱风。
官员经商对物质享受的要求越来越高，铺张浪费，奢侈腐化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譬如当时的淮商相互斗富，凡宫室、饮食、舆马之费，辄费十万金。有的盐商养两班供家宴娱乐的戏班，每年要花费三万两。这种情况下，民心大落，清廷失信，于是也假模假样的下起了禁令。
康熙六年（1667）七月，曾下令禁止官员经商，并定有处罚条例，规定今后王公以下文武各官的家人，如果强占关津要地，不许商民贸易的，在原犯之地枷号三个月，若是民人，责打四十板；若是旗人，鞭打一百。对纵容家人的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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