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语速比平常稍微快了一点。这是伯南克认识他两年多以来学会辨认的为数不多的情绪信号之一。
保尔森语速加快，意味着他不是在讨论，是在推销。
"如果市场知道财政部口袋里装着一把火箭筒——知道我们有能力、有权力、也有意愿在任何时候向两房注入任何金额的资本，那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真的用它。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让那些做空两房的人重新掂量掂量。"
伯南克当时没有立刻回应。
他在听筒这一端沉默了大约五六秒。
对于一通两个最高级别经济决策者之间的电话来说，五六秒的沉默已经足够传递很多信息了。
保尔森也没有催他。保尔森知道伯南克的习惯。
这个前普林斯顿教授在开口之前，总是需要把想法在脑子里过完一整圈。
"汉克，"
伯南克最终开口的时候，声音比保尔森轻了很多，语速也慢得多，像是在课堂上回应一个学生提出的方案——不完是否定，但在肯定之前需要把所有的前提条件检查一遍。
"逻辑上我同意。威慑策略在很多情境下是有效的。"
他停了一下。
"但威慑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对方得相信你会用。"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如果你掏出火箭筒，市场看了看，然后判断你不会真的扣扳机——因为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因为国会不支持，因为大选年没人想碰这个烫手山芋——"
伯南克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保尔森听得懂未完成的句子。
两个人在过去一年半里已经打了几百通电话，已经在无数个凌晨讨论过无数个不能公开说出口的假设，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需要把每个词都念出来的沟通效率。
保尔森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三秒。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本，我不是在讨论要不要做。我是在告诉你我要做了。我们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伯南克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
不是反对，不是赞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一种"我知道你可能是对的，但我没有办法确定你是对的，而你已经不打算等我确定了"的感受。
保尔森挂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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