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大洋彼岸的另一端。
首都。西城区金融街。
一栋不挂任何标识的灰色办公楼里，一场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日程上的会议刚刚结束。
参会者只有四个人。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个故事里。
但他们的级别，用一种最简洁的方式来描述：在这个国家的金融决策体系中，他们是距离最终拍板者最近的那一层人。
会议室的桌上，摊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新华社内参的特别增刊，标题用红色加粗标注：《美国次贷危机深化与"两房"风险：对我国外汇储备安全的影响评估》。
第二份是外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属研究部门编制的一份内部报告，封面印着"机密"字样：《我国持有美国政府支持企业（GSE）债券的风险敞口分析》。
报告的第一页，用一个极其醒目的红色方框，框出了一个数字：
中国持有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相关债券总额：约5,100亿美元。
五千一百亿美元。
这个数字占中国当时全部外汇储备的将近三分之一。
第三份文件，被压在前两份的下面，看起来像是被某个参会者随手带进来的附加材料。
那是远星资本那封公开信的中文翻译版。
不是新华社的内参翻译——那个版本措辞更加官方、更加中性。
这是一份由外管局研究部的年轻分析师自行翻译的版本，在关键段落旁边附着详细的背景注释和数据交叉验证。
翻译者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段话：
"该信作者LanceWalker（陆泽），系远星资本创始人，2008年内连续精准预判贝尔斯登崩盘、原油见顶及IndyMac倒闭。其对美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截至目前已获得多次市场验证。
信中关于'金融机构资产估值不透明'及'短期融资结构脆弱性'的警告，同样适用于两房。建议在评估两房债券持仓风险时，将该信中提到的分析框架作为重要参考。"
这份翻译稿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的内部传递，最终出现在了这张会议桌上。
会议的内容极其简短。
没有PPT，没有冗长的汇报，没有各部门之间的推诿和扯皮。
在座的四个人都是在这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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