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月累死累活的，也就一千多一点儿啦。反正我不想再去厂里上班啦。”
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却更现实的说：“因为就算是光陪酒，不出台，我一个月也能赚五六千啦。”
五六千。
在2001年，对于一个没有高学历的年轻女孩来说，这确实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是工厂流水线工资的好几倍。
这赤裸裸的数字对比，解释了一切，也堵住了我所有苍白无力的劝慰。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她确实坦诚，坦诚得让我无话可说。
这坦诚背后，是生活的重压，是选择的匮乏，是明知道前方可能没有光，却也只能沿着这条看似来钱快的路走下去的无奈。
就在这沉默再次蔓延，我不知该说什么来打破这令人窒息的现实氛围时——
我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来电显示赫然是“阿雅姐”。
嗡嗡的震动声在略显嘈杂的餐馆里并不算响，却像一道划破沉闷空气的惊雷，让我和8号同时愣了一下。
我不知道阿雅姐这个时候打电话来，会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