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鱼，盐户不许私煮官盐，跑外洋的商船统统扣在港里烂掉。这些人吃什么？喝什么？”
“民穷则生乱，生路断了便只剩死路，死路走不通便铤而走险。到头来，海禁非但禁不住走私，反倒把原本安分守己的渔民和商贩逼成了海盗。合法贸易被禁绝了，走私的利润翻了十倍百倍，那些勾结倭寇的奸商不但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
朱元璋的脸色沉了下来，可他没有打断。
朱橚转向朱标。
“大哥说重农抑商、固本强基，这话放在内陆的州府或许有几分道理，可放在沿海便是刻舟求剑了。宋元两朝的市舶司，每年光海外贸易的税入便有数百万贯之巨，这笔钱养兵养得起，修河修得起，赈灾赈得起。海禁一下，这笔财源便彻底没了，朝廷的岁入全压在农税上头，农民的担子只会越来越重。”
“重农不必抑商，农为根，商为脉，根深才能叶茂，脉通才有气血。海禁把商脉切断了，沿海的造船坊关了门，织造局的绸缎卖不出去，窑口的瓷器堆在库房里落灰，这些行当背后是多少匠人、多少家口？农商互补才是壮国之道，海禁不是固本，是自断手脚。”
朱橚说到此处，脑子里闪过了一段后世的记忆。
晚清的海关总税务司，被洋人“罗伯特·赫德”把持了整整半个世纪。
大清国要向列强借款，拿什么做担保？
关税和盐税。
堂堂天朝上国的财政命脉，就这样攥在了外人手里。
之所以沦落到那一步，根子上便是从海禁开始的。
闭关锁国数百年，海上贸易萎缩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等到被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关税这块肥肉便顺理成章地落入了他人之口。
大明将来的赋税结构，必须改。
农税的占比要降下来，关税、商税、矿税要提上去，多元的财源才能撑起一个帝国的筋骨。
晚清末年，农税仅占朝廷岁入的三成，关税和盐税倒占了近半，若非这两项税源被外人掐着脖子，财政也不至于崩到那般田地。
大明如今正是打下基础的时候，万万不可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