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写那封信的时候，窗外阳光正好。
她坐在彭伯里那间客卧的书桌前，面前铺着几张信纸，羽毛笔蘸了墨水，悬在纸面上方。
她没有立刻落笔，只是望着窗外那片被阳光照亮的草坪，想了一会儿。
那些报纸上的话还在脑子里转——“女性没有理性思维”“女人只配写浪漫爱情小说”“那些书肯定是班纳特先生写的”。
她想起威尔逊小姐走的那天，站在台阶上，脊背挺得笔直，说那些话伤不到她。
她想起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本书，被人骂“穿着衬裙的鬣狗”，死后一百年还在被人诋毁。她想起那些女工，那些产妇，那些被甜酒害死的婴儿。
她低下头，开始写。
致所有的读者：
近期有不少人对我的性别问题十分关注。我本想做个默默无闻的厨子，给大家上一些好菜。既然因缘际会大家关注到这一点，那我只能诚实地回应大家——
的确，我是一名女性作家。
我为什么要这么不讨好地去写女侦探故事？我为什么不像那些批评者质疑者那样写一写乡村爱情？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位家庭教师。她打扮得古板，为人严肃，从不与人多说一句话。
她只是安安静静地教我们读书写字，可仅仅因为她是一个不结婚的家庭教师，就被人传闲话，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
她走的那天，我站在台阶上冲她鞠躬。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按在我肩膀上。那只手是温热的。
后来我从书里读到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知道女性没有人身自由，婚后没有财产权，即便被家暴虐待，法院也做不了什么。
我读到那些法律条文，那些白纸黑字的、堂而皇之的、把女人当附属品的规矩，我读到那些男人写的书——他们说女人没有理性，说女人只配做家务，说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庸。
他们从不教导女性相应的知识，却说女性整日枯燥乏味。多么可笑，多么可悲。
后来我又读到《为女权辩护》。是的，就是那本被很多人讳言的书，那个被骂作“女疯子”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真的疯了吗？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我无法接受，在19世纪，女性还被这样贬低。
我决定写侦探小说来证明一些什么。那时候，墨水滴在我的手指，我不小心按在纸上，留下了一个指纹。
那个印子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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