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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是前一天就收拾好的。那顶浅粉色的女帽用软纸裹了，塞在盒子最上层，蕾丝帽檐贴着盒盖，怕压皱了。缎带卷成小卷，用细绳扎着，码在帽子旁边，浅紫的、鹅黄的、水绿的，像一小捆彩虹。
银耳环和那枚铃兰胸针各用绒布包了，塞在盒子底层，和那些缎带挤在一起。
玛丽把盒子盖好，拍了拍，放在床头。窗外的天已经亮了，可太阳还没出来，灰蓝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把地板照得发白。
她站在窗前，望着那条她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的街，煤气灯刚灭，空气里还留着一点煤烟味，混着面包房飘来的香气。伦敦还没醒，可她醒了。
加德纳舅妈在楼下喊她吃早饭。她最后看了一眼那间住了好些日子的客房——床铺得整整齐齐，窗帘扎着，窗台上的天竺葵还开着，红艳艳的，在灰蒙蒙的晨光里显得格外精神。
她转身下楼。加德纳舅舅已经坐在餐桌前了，手里拿着报纸，面前的茶喝了一半。他抬起头，看了玛丽一眼，嘴角弯了弯，没说什么，又低下头看报。
加德纳舅妈倒是说了一路——路上小心，到了写信回来，别让她操心。玛丽一一应着，把那些话装进心里，像装那些缎带和耳环一样，小心地码好。
马车在门口等着。加德纳舅舅家的仆人把那只装礼物的盒子拎上车，又拎上那只装稿纸的箱子，退到一边。玛丽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她进进出出很多次的门。
门框上的漆有些掉了，铜把手擦得锃亮，门阶上摆着一盆加德纳舅妈种的薄荷，叶子绿得发亮。她转过身，上了马车。
马车动了。车轮碾过石子路，咕噜咕噜的，和来时一样。她掀开窗帘，往外看。格雷斯丘奇街的房子一栋一栋往后退，灰扑扑的，可在晨光里洗过，比平时干净些。拐过街角，看不见了。她放下窗帘，靠在座位上。
家这种东西，她靠在车窗边想，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总想出去，在外面闯荡没多久，又被思念引着，想回去。来伦敦的时候，她想着朗博恩那些没完没了的访客，想着母亲那些絮叨，想着那些“你什么时候嫁人”的话，恨不得走得越远越好。
可现在马车往北走，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宽，天越来越低，她心里那个一直悬着的东西，慢慢落下来了。不是落在地上，是落在某个更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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