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的，随意的，在巷子里、在屋子里、在海边，一个一个地杀。女人，老人，孩子。
拜伦写得很克制，没有渲染，没有夸张，只是把看到的、听到的，记下来。可那些字，比任何渲染都重。
玛丽读到一半，放下报纸，看着窗外那片海。海浪还在响，一声一声的，很有节奏。可那些声音，忽然变得不一样了。不是温柔的了，是沉重的，像有人在叹气。
她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又拿起报纸，继续读。
他写了一个母亲被拖走，孩子哭，没有人管。他写了一个老人被从家里拉出来，推到海里，不会游泳，淹死了。他写了一个小女孩躲在床底下，听见外面在杀她的家人，不敢出声，不敢哭，不敢动。
拜伦没有写那个小女孩最后怎么样了。也许他也不知道。也许没有人知道。
他又开始呼吁了。“欧洲各国，应该对希腊多多支持。那些政府，那些坐在议会里、喝着红酒、聊着天的人，应该加入解放希腊人民这一神圣的事业。”
这些话，他写过很多次了。在信里，在文章里，在那些从地中海寄回来的稿子里。他写了，可没有人回应。那些政府，还在等。
等奥斯曼松口，等希腊自己站稳，等那些债务、那些条约、那些利益被摆平。他们等不及了，可他们还在等。
玛丽把报纸放下，靠在椅背上。海风从窗户涌进来，咸咸的，腥腥的，吹在她脸上。
她想起拜伦歪着头笑的样子，想起他说“我会回来的”。他还在那里。不是骑着马冲锋，是握着笔，把那些暴行记下来，把那些哭声写下来，把那些没有人愿意听的话，寄回来，印在报纸上，让英国人读。
他们读了，也许会捐款，也许会写信给议员，也许会骂那些不肯出兵的人。也许不会。可他写了。他写了，就有了。
玛丽抽出信纸，铺在桌上。笔尖蘸了蘸墨水，落下去，沙沙地响。
“舅舅，请帮我卖出五千镑的股票。换成支票，寄给在希腊的拜伦勋爵。地址随信奉上。这笔钱，是我个人对希腊独立事业的一点心意。请尽快办理。玛丽·班纳特。”
她写完了，看了一遍，折好，放进一个信封。又抽出一张信纸，写给拜伦。
“拜伦勋爵，收到支票的时候，会不会很惊讶？原本想着将这笔钱捐给伦敦的希腊委员会，或是希腊官方机构。可想想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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