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厅里烤火，偶尔传来说笑声，远远的，轻轻的，像另一个世界的事。
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那份从伦敦寄来的《泰晤士报》。报纸走了好几天，纸页有些皱了，油墨蹭在手上有一种很淡的、干涸了的气味。头版上印着那行标题——“议会通过铁路建设议案，大规模铁路网即将动工”。
他读得很慢，一行一行地读。读那些关于路线规划的段落，读那些关于补偿方案的争论，读那个叫查理曼的议员站在议事厅中央说的那些话——“那些挤在济贫院门口的人，他们的命也是祖上传下来的。”
他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雪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玻璃上，很快就化了。他想起很久以前，在罗辛斯的那间书房里，他坐在她对面。她刚从花园里回来，裙摆上还沾着草屑。他问她怎么看那些工厂主，她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茶杯沿上转了一圈。
“他们太蠢了。”她说，“迟早会有危机，让他们着急为难。”
那时候他以为她只是说说。一个写侦探小说的年轻姑娘，对经济能有多少见解呢。她说的那些话——产能过剩，市场饱和，殖民地竞争，生产危机——他听进去了，可他没有全信。不是不信她，是不信那些听起来太遥远的东西会真的发生。
后来股市疯了。所有人都在买，所有人都在赚。那些运河股票、矿业股票，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往上涨。他想起她说过的话，犹豫过。可他也没有卖——不是贪，是不敢。怕卖了之后它还在涨，怕自己成了那个在狂欢结束前提早离场的傻瓜。
再后来，股市崩了。他站在彭伯里的书房里，手里拿着那份从伦敦寄来的报纸，读着那些银行倒闭、储户挤兑、有人从交易所楼顶跳下去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