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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以后’，”布朗女士忽然念出这个笔名，“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才十二岁。那时候我以为你只是随便起的，为了好玩的。现在想想——你是在跟这个时代对话。告诉它，有些东西要等两百年以后才能被理解。”
“伊迪斯，你知道吗？你的小说在女性教育促进会内部被传阅了好几个来回，一直在被追捧。她们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她们已经爱上了作者，说这位作者一定是一位必将成就大事的女性！正如她的笔名，她能让人在两个世纪以后依然记住她。”霍顿女士补充说。
面对两位老师真心实意的赞美，伊迪斯低下头，压了压嘴角。
她不是容易害羞的人，但此刻两位老师轮番夸她，让她有些坐不住。
有些场合她可以端着风度从容应对，但在两位从她五岁起就看着她长大的老师面前，所有情绪都不必隐藏。
这场谈话虽然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但是氛围很是愉快。
等到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离开的时候，圣詹姆斯广场上已经亮起了煤气路灯，班纳特太太和姐妹们也回来了。
伊迪斯站在门廊下目送她们的马车驶远，然后回到客厅。
与老师们的谈话让她不得不重新计算这场博弈的成本和筹码。
霍顿女士说的那些话让她想起前世学过的一个概念：制度惯性。
一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它会自动产生一系列维护自身存续的机制——观念、习俗、法律、利益集团。
你想改变它，不能只靠砸钱，还得靠人脉、靠舆论、靠时机、靠让反对者觉得反对的成本比同意的成本更高。
前世的十六岁她在埋头准备高考，这一世的十六岁她在想着怎么让大学对女性开放学位证书。
命运确实喜欢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