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休息日，在图书馆里从开馆待到闭馆，从语言学读到宪章运动史，用粗糙的手指一页页翻过那些烫金封面的厚书。
她逐渐意识到，单靠零散的请愿和个人的善举，无法撼动这座由资本与权力浇筑的巨塔。
她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更锋利的武器。
她开始试着写文章，用那些在图书馆里学来的词句，把矿区的黑肺病、纺织厂断指的工人、童工的佝偻脊背，写成一篇篇冷静而克制的报道。
她不敢署真名，用“观察者”作笔名，把稿子投给伦敦的几家激进报纸。
起初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有编辑回信，措辞客气却冷淡，建议她多写些“更温和、更符合大众趣味”的题材。
艾达发现体面的谎言更受人欢迎。
这时纺织厂把她辞了，于是艾达为了生存，她开始写一些迎合中产阶级趣味的家庭故事和道德寓言，换取微薄稿酬维持生计。
后来她换了一份工作，因为字写得好看，算数算的快，一位商贸公司的老板接受她做记账员。
算是比工人体面些的营生，只坐着记账，不用再弯腰弓背对着机器，也不必忍受车间里棉絮和机油混合的呛人气味。
她有了固定的薪水，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夜晚。
她租下一间阁楼，窗下摆一张旧书桌，在煤油灯的光晕里，继续构造下一篇故事。
她给女主角安排体面的出身、得体的谈吐、恰到好处的苦难与救赎，让中产阶级读者在晚餐后获得一丝廉价的感动。
可每当她搁下笔，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际线，那些被压下去的愤怒就会从稿纸边缘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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