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的是跟许秋萍有交集、有摩擦的人。一个不同车间、从没跟她说过话的钳工，凭什么进重点？他要是转头就跑，四个月拉网排查头一个把他捞出来。可他没跑，是跟着几十号人一块儿下的岗。”
李扬从旧卷里翻出一页笔录。大排查里的例行询问，问案发那夜在哪儿，他答：下了班回住处睡了。
没人核实，也没必要。全厂几千号人，这样的笔录几百份。
“他不是逃。”韩东升说，“逃是当天就没影，那才扎眼。他是等——等风头过去，等厂里裁人，混在一批走的人里一块儿走。走得那么普通，十年没人想起他。”
祝跃进的十年是这样的：下岗后辗转几个工地，在南方一个小城落脚，还干机修老本行。没结婚。人缘不错，工友说他老实、肯帮忙，有一年工地垮方，他帮着扒出两个人，厂里挂了面锦旗。
“好人？”苏晓棠捏着那页材料，说不出话。
“那个雨夜之后，他就成了个好人。”温则鸣把那面锦旗的照片翻过来又翻回去，“老实，肯帮忙，救过人。谁能想到十年前一条雨夜的路上，他掐死过一个姑娘。”
“那也可能真是个好人。”韩东升把材料合上，“别忘了咱们手里是什么。两条‘像’，没有一条‘是’。他救过人是白纸黑字；他杀过人，眼下还只是推断。”
“所以这一环一天不补上，他的名字一天不能往外说。”温则鸣说。
“怎么补？”
“他本人的东西。”温则鸣说，“得跟绳结内圈那个分型，对上。”
“人在八百里外。”郑海峰说，“一动他，就打草惊蛇。”
“那就不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