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六夜里九点多，郑海峰回来了，把一份笔录搁在台子上。
“老爷子按了手印。”他说，“小李跟我一块儿上去的，笔录他记的。”
“秋收具体到哪天？”傅雪蘅问。
“村里另外三家，两家说十六七收完的，一家说二十。”郑海峰说，“老爷子说的十七，在范围里面。”
“车呢？”
他把手套摘了，坐下来。
“没问着。”
“一个人也没有问到？”
“我从桥头一家一家往上问的，问的是三年前有没有一台旧摩托常停在这一带，车头上绑着个黑壳子。”他说，“那条街三年里换过好几茬门面。记得有那么一台的，问出来两个。一个说停在桥那头，一个说停在路口那头。”
“两头差着一里地。”
“差着一里地。”郑海峰把另一张纸抽出来，“加油站那两个人，路是哪一年铺的记得清清楚楚，车一点印象也没有。”
他把那张纸推过去。
“那条街现在这十三家，我一家一家记了，什么时候盘下来的也问了。三年前是哪几家，回头拿工商的底子对一遍。”
礼拜一早上，李扬把台子中间那张现场图卷起来，靠在墙根上。
“市场监管局那三张授权委托书，指定代表那一栏上的三个人，都有笔录了。”韩东升把三份材料摞在腾出来的地方，“其中两个是本人做的。”
“还有一个呢？”
“前年过世那一个，人不在了。”他说，“做的是他家里人的。”
“都说不认得？”
“都说没听过永兴劳务，也没签过什么委托书。”韩东升说，“礼拜六我下去的时候，开小卖部那个还问我们是不是弄错了人。他把委托书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这个签字他这辈子没这么写过。”
“过世那个家里人怎么说？”
“说他不识几个字。”韩东升说，“礼拜天上午自己坐车过来的，把他生前记账那个本子也带来了。一本歪歪扭扭的账，我收了。”
“丢过身份证那个呢？”
韩东升把最底下那一份抽出来。
“礼拜天下午我在乡上做的。他什么也没问。”他说，“我把委托书的复印件推过去，问他这个名字是不是他签的，他看了一眼，说不是。问他身份证什么时候丢的，他说记不清了。”
“他没问这是哪家公司？”
“没问。笔录做完了，他倒问了我一句。”
“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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