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外面拿铁条捆着，拆一箱得一整个上午。炮架更沉，轮子比人高，推一门的力气够推十辆板车。卸货的工人卸到最后已经麻木了，没人再问这是什么，没人再数还有多少箱，就低着头干，干到哨子响了换班，换完班接着干。
第三列是弹药车。这列车最要命。
坦克和重炮虽然沉，但卸下来往空地上一放就行了。弹药不行。弹药不能露天放，不能受潮，不能靠近火源，不能跟油料放在一起，不能堆太高，不能跟雷管混放。每一条规矩都是用事故写出来的。刘站长把弹药清单拿给后勤部的人看的时候，对方的脸色跟那张纸差不多白。
后勤部驻徐州的是一个姓孙的中校，管着一个军械库和三个露天堆场。他带着人在货场转了一圈，越转越沉默。军械库已经满了。三个露天堆场两个堆了被服和粮食，剩下一个倒是空的，但地面是泥地，没有防潮层，也没有围墙，四面透风。把弹药放在这种地方，等于把金条放在大街上。
孙中校跟刘站长蹲在站台的台阶上抽了一根闷烟。两个人谁都没说话，就看着眼前那些摞得像山一样的墨绿色木箱。抽到最后孙中校把烟头往地上一捻，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我去找师长要人。”
他找的是徐州警备区的司令。司令听完他的要求——调三个连的兵力帮忙搬运和警戒——愣了一下，问他：“你要三个连？你这是卸货还是打仗？”孙中校说：“你去看一眼就知道了。”
司令去看了一眼。回来之后批了两个营。
两个营的士兵加上原来那批工人，在徐州北站和周边几个临时征用的仓库之间来回折腾了将近十天。坦克被开到了城东一座废弃的兵营里，那兵营是北洋时期修的，操场够大，能停得下一百多辆坦克。重炮被拉到了城西一个山坳里，那里有个旧的军火库，是抗战前修的，位置隐蔽，唯一的缺点是路不好走，汽车团的重型卡车拖着炮架在山路上爬，爬得离合器片冒烟。弹药分散在三个县，租了地主家的粮仓、祠堂和一座废弃的关帝庙。关帝庙里堆满了炮弹箱，关公像前面码着航空炸弹，管仓库的排长觉得不妥，拿了一块布把关公像盖上了，嘴里还念叨了两句。
后勤部的人在这十天里瘦了一圈。不是夸张，是真瘦了。孙中校的皮带往里收了两个扣眼。他白天在货场上盯着装卸，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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