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上，此又其一也。”
素臣道：“制义本无益于学者，而使畅发圣贤之精义，辨析经传之疑蕴。较唐、宋、元取士之制，或雕琢其心思，或纵横其意见，或俳忧其兴趣者，得失判然矣！况为老太师所持制，为臣子者，可贸贸去之乎？”吴江秀道：“为臣者当责难于君，当进以唐、虞之政，祖宗法度有必当更改者，何嫌于变易耶？”素臣道：“祖宗法度有必当更改者，有可以不更改者。若不问其当改不当改，而肆意改之，以为责难于君，此安石之邪论也。安石变法而行雇役，民既安，温公并议改除，苏轼犹以为言。况祖宗法度，百余年所安者耶？本朝由制义出身者，忠如方、景诸公，直如钟、戴诸公，苏尚书之理学，季祭酒之气节，于少保之功勋，彭相国之经济，麟麟炳炳，史册可稽。即现在阁臣，如刘、谢六卿，如王、马、刘、戴诸君子，树立卓然，何一非制科出身？而必欲变祖宗之法度乎？况有乡举里选，经义治事两途以左右之。今之生监不通经义、不习治事者，不得与宾兴之典，是制科之中，以默参以论秀之法，非前此之徒工文艺者比。木偶纸棺之诮或可免矣！利不什不变法，害不什不变法，正无庸明与祖制为难，而轻议革除也！至冉有、宰我之升于堂上者，后人因陈、蔡之事，慰夫子之思，而非以其学行高于有子、子贱也。然已身通六艺，列于政事、言语之科。夫以子路之贤，而初见孔子，尚有雄冠之习。曾子之圣，而初在圣门，尚有质鲁之目。岂冉有、宰我两贤，渐濡圣人之教泽，而终不改其党权、短丧之失乎？《论语》载：‘冉有侍侧，侃侃如也’，子乐。《孟子》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缅其气象，译其言论，亦可知其品之日上，识之日高，而可执其前事以相绳乎？’观五秉之与，冉有非屑屑于财利者也。观赐之华不如予之实，宰我非捷捷于口给者也。商富教于车中，论五帝于函丈，得不谓圣门之选乎？春秋时，事于诸侯者，以诸侯为君。事于大夫者，以大夫为主。委贽臣之，则各忠于所事，以是为尽职焉。冉有之忠于季氏，亦其义也。然弑父与君，亦不从之，则已贤于春秋时之大夫陪臣矣！短丧之问，诚为可疑。但今之居丧者，三年之内，俱能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乎？毋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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