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命令。”
他的声音充满着怒意。
“即日起，南京所有长江渡口全部封锁，非持军政部特别通行证者一律禁止渡江。下关码头沿江所有大小船只全部由卫戍司令部统一接管，擅自开船北渡者以资敌罪论处。让宪兵部队配合卫戍司令部在挹江门、中山门、中华门设置检查站，严查所有出城车辆，无证车辆一律扣留。”
钱大钧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在电报纸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他写到“严查所有出城车辆”时笔尖顿了一下，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欲言又止。
“现在，下关码头的渡轮运力有限，现在封锁的话，可能会加剧民众的恐慌。而且有些高官的家眷还没走完，他们恐怕会来找您……”
“让他们来找我。”
他立马被打断。
“我正想看看，都还有谁有脸来开这个口。”
命令下达之后的效果，远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宪兵部队在几个主要城门和码头拉起了警戒线，士兵们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沙袋工事后面，检查每一个试图出城的人和车辆。
下关码头上，原本挤得水泄不通的渡轮被宪兵接管，船票停售，码头上排了一整夜长队的人群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了好几个小时，等来的却是一纸冰冷的封江令。
哭声、骂声和宪兵的口令声混在一起，有人试图硬闯警戒线，被宪兵用枪托推了回来；
有人举着金条朝码头的港务员喊话，港务员指了指墙上那张“自寻出路”的字条——他自己都快变成一尊被钉在码头上的泥像了，哪还顾得上别人的出路。
然而封江令能拦得住普通百姓，却拦不住真正有权有势的人。
那些在颐和路和傅厚岗住了多年的家族，根基之深、人脉之广，远不是一道命令就能挡住的。
宪兵司令部的一个副参谋长，一个电话打到检查站，站岗的宪兵连长便默默让开了路，连通行证都没敢验。
有的人用了另一条路子——他们的管家直接找到了下关码头附近一处被军方征用的仓库，那间看似不起眼的旧仓库里竟然还藏着一条汽艇，连船带人都是去年军需署经手过的名目，账面上早就注销了，但船一直在。
汽艇在夜色掩护下悄无声息地靠了岸，载着几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妇人和十几个贴着封条的皮箱，突突的马达声被江风吹散在黑沉沉的江面上，消失在江北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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