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盏里的油快尽了。
偏厅没有窗，门一合，整间屋子就像一只被封死的匣子。
七件红衣站成一排，像七片被叠好又展开的旧绸，边缘都已磨毛。
乌以灵左边是一个高个姑娘，肩线绷得紧，像在等一声令下就要弹出去。
右边是一个矮些的，垂着头，发髻边别着一朵已经干了的绒花。
没有人说话。
厅里只有灯芯偶尔发出的轻微爆裂声，像谁在暗处嚼着一粒干豆。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件红衣——领口和袖口的针脚工整，肩膀处微微收紧，确实像是量过她的尺寸。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量的，也许是昏睡时，也许是在祠堂里被扶起坐下时，也许是从她走进那间磨坊开始，就已经有人替她把腰线记下来了。
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穿深红褙子的女人，四十来岁，发髻梳得紧，手里捧着一只铜盘。
她走到第一人面前，把铜盘递过去。
盘里搁着一只银镯子，成色新，像刚擦过。那人没有接，女人把铜盘收了回去，走到第二人面前。
直到第四人，才有人把银镯子拿起来套在腕上。
乌以灵没有动。等她走到自己面前时，她从铜盘里拿起一只，对着光看了一眼，内侧没有字，没有痕迹，像一枚还没有被人戴过的空白印章。
她没有戴，只把它握在手里。
女人端着铜盘走了。门重新合拢时，她听见外面传来一串极轻的脚步声，不止一个人——像在丈量距离。
红衣高个子侧过头，目光没有落在她脸上，落在她握镯子的手上。
“你不戴？”
“还没到时辰。”
那门缝的光彻底合拢了。
她不知道她们的猜测里藏着什么信息，她只知道自己正站在一座还没有开席的戏台中央。
第二个夜晚，那个高个子消失了。
乌以灵是在晚饭时分发现的。粥碗送进来时，那排红衣里少了一个人，她右边的位置空了。
她之前坐在她左边时，注意到她把那根银镯子反复摘下来又戴回去，像在试戴一个不合适的开口。
不知道她是被叫走了，还是自己走的，只知道那件红衣叠在榻头，没有留下任何褶皱。
那天夜里，灯被换过一盏。新的灯芯烧得更白。
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看见那朵绒花——干透的，粉白色，细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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