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发射前夜，海面静得像一块墨。
平台的灯全亮了，把远望一号照得像一根银白色的蜡烛，立在黑沉沉的海面上。
钱老让人通知所有人到指挥大厅集合，说有话要讲。
老李从发射架下面钻出来，手上还沾着润滑油，在衣服上蹭了蹭，小跑着过去。
老周摘下老花镜，合上记录本，揣进口袋。
老赵拄着拐杖，慢慢走，拐杖点在甲板上，一声一声，像钟摆。
年轻工程师们从各个角落涌过来，有人手里还攥着扳手，有人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
指挥大厅里坐满了人。
前面几排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后面是黑头发的年轻人。
钱老站在台上，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什么都没有。
他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
头发梳过了，还是白的，但很精神。
他站在那里，看着台下那些脸，看了很久。
“六十年了。”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能听见。
“六十二年前，我老师钱学森回国。那时候没有火箭，没有卫星，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肚子学问和一颗想报国的心。”
他顿了顿，“那一年我十七岁，在酒泉第一次见到他。他站在戈壁滩上，风沙大得睁不开眼，他说，我们要在这里造火箭。”
大厅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嗡嗡响。
“后来真的造了。东风一号，长征一号，东方红一号。”
他一口气数了十几个名字，每一个都像刻在他心里，字字清楚。
“每一枚火箭都是人命堆出来的。那时候没有电脑，靠手算，算错了重来，再错再重来。有人算着算着吐血了，擦干净继续算。有人画图画到半夜，趴在桌上就没醒过来。”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戈壁滩上条件苦，没有房子住帐篷，冬天零下三十度，夏天零上四十度。有人得了病，舍不得吃药，说药太贵，省下来买零件。有人累倒了，躺了三天又爬起来，说火箭还没上天，不能躺。”
他从中山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举起来。
泛黄的相纸，边角都磨毛了，上面是七个年轻人，站在酒泉的发射架下，笑得灿烂。
他一个一个指着，手指在照片上轻轻移动，像怕碰碎了什么。
“这个，是我。那时候头发还是黑的，腰也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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