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灌进去，整个顶板可能在几小时内塌下来，
下面埋着的东西就全毁了。
我们原定方案是早上六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前完成支护、全员撤回。
时间窗口是算过的，山路往返四小时，现场作业三小时，留一小时余量。
这个方案不止在县里报备，审批过，部里也有报备审批，电话确认过，有记录。
上午这个时间段内，风险是可控的。”
王家川说得不快，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没有辩解的急促，
也没有邀功的得意，像是在陈述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志。
周正盯着他看了两秒，目光从他眼下的青黑移到那份文件，再移回他脸上，
“好，程序上没问题。第二个问题，学习组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部里的交流干部，
前天刚到山城，性质是‘基层学习’，不是‘现场作业’。
谁决定让他们上山的？”
“我同意的。”
王家川答得干脆，腰背挺得笔直，
“据我所知，学习组分了4组，分别到各遗址抢修的的城市学习。
来山城的学习组带队的是文保司的杨科长。
杨科长和明确我表达，要实地跟着学习。
我起初没同意，因为天气确实不好。”
“后来为什么改主意？”
“因为杨科长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学习组只在遗址外围观摩，不进入支护作业的危险区；
第二，中午随大部队一起撤，不单独行动。
我考虑后认为，在上午这个时间窗口内，
让他们在可控范围内看看基层文保的实际情况，
比坐在文化站里听汇报更有价值。而且，”
王家川的语气沉了一分，
“我是部里带队的负责人，学习组的同志大老远来山城，不是来享福的。
让他们看看一线同志是怎么在悬崖上抢时间的，看看基层文保的难处，这是正事儿。
这个决定，是我做的，我认。”
周正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没表态，继续问：
“那返程呢？谁下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