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只有徐乘风、许嘉、程若凡等少数参加过高级培训班的学员神色凝重，没有应和。
何锐能理解大家此时的心情。何锐少年时代也觉得旧中国衰弱，都是这帮贪官污吏们在捣鬼。只要夺取政权，立下严刑峻法。再将这帮贪官污吏拖出去明正典刑，杀鸡骇猴。国家立刻就能好起来，这种朴素的革命思想在平民阶层之中很有市场。
回想那时候自己的一腔热血，何锐也觉得此时的疲惫都被冲淡了许多。带着这股热情，何锐问道：“同志们，贪官污吏如此可恶，大家有想过为什么吗？”
青年中当即有人答道：“因为他们不干正事，净知道欺负人。”
何锐心中很是欢喜。甚至在中国最衰弱的1930年代到解放前，深入中国民间采访的美国记者就写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哪怕是一个文盲，都知道什么是社会正义。
面前这些青年都认为，每个人都对社会有责任。地位越高，责任越大。
何锐放慢语速，“政府的职责就在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公共服务是要花钱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等先掌握银库，就是为接下来快速提供公共服务所做的第一步。”
青年们习惯性的打开笔记本开始记录，按照惯例，何锐会就这一课题开始给大家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