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一个工程的目的有同样的认知，童伯康更是好奇，忍不住对村民用了在圣约翰大学学习欧美采访技巧的话术，“如果你们不来参加，会不会就分不到水？”
村民最初没搞明白，等童伯康换了能让村民听懂的遣词造句再问一下，关外大汉登时变了脸色。其中一位腾地站起身，逼近到童伯康面前，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关外口音与上海大相径庭，可这神态动作让童伯康完全明白对方很可能就要动粗。正不知道该如何化解，旁边带红袖箍的工作人员拦住了大汉，用天津话笑道：“南方人说话和咱们北方不同。他不是那个意思。”
“那他是什么意思？”大汉依旧不依不饶的问。
“他是想知道，大伙是不是被逼着来修水坝的。”
大汉的脸色这才稍微好了点，却还是余怒未消的喝道：“督军给俺们分田分地，又修水坝给村里分水。什么都不干就要分水，还要脸么？”
童伯康连忙陪着笑答道：“误会了，误会了！”便随着干部离开。
等走远，干部突然停下脚步，板着脸对童伯康说道：“童记者，你别和外国记者学好么？难道觉得这么问很高明么？”
这话里面蕴含的信息量比当面遭到关外大汉威胁更让童伯康震惊。打量了这个一身破烂工作服的青年，就见他好像还不到二十岁，坚毅的神色中竟然有点读书人特有的敏锐，童伯康问道：“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哪所学校毕业。”
“我叫朱广友，天津史蒂芬教会学堂高小毕业。”
童伯康心里面着实有些震动。即便是一个不出名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学历，更不用说何锐身边那些核心人物。如此一群人和乡下村民们一起从事如此辛苦的工作，除了一个袖箍之外竟然分辨不出彼此，这等事真的是从所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