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会打出去数千发弹药。两亿两千万发弹药，要供给号称70万人的白军使用。一个人总共分配三百多发子弹，这只能叫做‘可怜’。
何锐完全没有给越飞解释的打算，越飞是一个文职人员，不理解是正常的。如果苏俄红军连能够完全理解这份清单的军人，那么苏俄红军就不可能存活到现在。更没有让何锐费心选择联合的价值。
天色晚了，越飞先去休息。第二天，越飞再次与何锐会面。有了晚上与随行人员的讨论，这次会面的气氛就轻松了许多。
正如何锐所料，越飞随行人员中有人理解了这份清单的价值。白军的疯狂反击的确是强弩之末，要不了多久，尝试用火力压倒红军的白军就会打不下去。
既然迫在眉睫的问题已经有了交流，越飞就询问起何锐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考虑。
“我们中国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走社会主义路线。”何锐说起这个可就不困了，“马克思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的学者，他的巨著到现在为止，让那些资本家们明白了什么叫做科学资本主义。”
听到这话，越飞差点被呛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普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何锐这句‘科学资本主义’，至少对于越飞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何锐并不觉得自己开创了什么。在21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比较有共识的看法。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现之前，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对于资本主义本身进行科学的论述。
驱动那些资本家们的动力，是对于破产的恐惧。不管是资本家们做了什么，都只是为了能够苟延残喘更久。当然，能理解到这些，就算是出色的资本家。能够贯彻的，更是少之又少。
面对一脸讶异的越飞，何锐继续说道：“发展生产力，需要社会制度的推进。所以中国的社会制度，是自下而上。并非是自上而下。”
越飞觉得何锐此时意气风发，有种激昂慷慨在心中。
但是何锐却真的不是这么想的。苏联的问题在于其社会制度是自上而下，与毛主席领导的自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大相径庭。之所以讲这些，何锐其实也有想让这帮苏联领导人看到另外一种制度模式的期待。
毛主席的自下而上，是从基层出发。也就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集中力量办大事，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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