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商业信用其实没有那么差。”莫里循解释道。
何锐放下计划书，“从产业互补上，俄国现阶段与我国一样，都需要成套设备快速提升各种产能。我们现在主要的成套是从美国进口，我认为美国也会成为俄国主要的成套设备进口国。”
莫里循早就习惯了何锐的经济视角，听了何锐的分析，莫里循发现自己不安的原因或许就是如此。与俄国方面的交流中，莫里循的确注意到俄国的确提出过进口成套设备的看法。不过俄国代表当时明显不认为中国能够提供俄国看得上眼的成套设备，也就没特别深谈。
“就是说，我们满足于当下的贸易量？”莫里循问。
何锐又思索片刻，笑道：“我支持莫里循局长关于派代表团去交流的建议。也许只是我们对于俄国的需求不够了解呢。”
莫里循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通过，便起身告辞。何锐却考虑起莫里循的建议，这件事会不会是自己想当然了呢？何锐也有些好奇。
列宁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不过并非经济学家。何锐一直不愿意做些对列宁同志的形象有所打击的话。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经济学的视角看，从列宁同志开始，铁人同志扩大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学化的趋势就极为严重了。
任何理论一旦与道德挂钩，就会变调。保证公平公正，可以利用社会制度来完成。社会发展中的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一个简单的例子，有段时间，中国农业产值不足中国gdp的5，却导致了超过50的社会对立。取消农业税就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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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占国家税收50的国家里，正常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人道主义者都不敢取消农业税。
事情一旦与道德挂钩，就麻烦了。先不说‘是谁的道德’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哪怕是泛泛的道德看法，也会把问题激化，农业税要么是符合道德的，要么是不符合道德的。要么千秋万代，要么不能存在。搞成这样，就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
俄罗斯民族很年轻，一百来年，并没有能够掌握这些。列宁同志领导的联共布尔什维克一定能够从道德角度去理解国际贸易，能否以经济学规律理解国际贸易，并且驾驭国际贸易为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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