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影响中苏整体贸易的小麻烦。这种态度证明苏联政府对于中苏贸易始终抱持着疑虑。
如果苏联真的接受新贸易体系，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中苏贸易会上一个新台阶。
经过一番讨论，国务院认为可以向何锐做个报告。电话打过去，当天晚上，吴有平与莫里循就与何锐一起吃了个工作餐。到何锐这边，天已经晚了。玉米糁熬的粥，两个肉菜，两个青菜，配上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大家吃的倒是很开心。等吃完
吃完，三人坐在松软的沙发里，何锐很舒服的问道：“报告我之后看，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什么问题么？”
“斯大林总书记给我的感觉，他对于新贸易模式非常了解，虽然我此行的目的是这件事，但斯大林同志对此并不在意。他提出的问题大多关于我们在东北以及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五年计划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对数据很感兴趣。”
吴有平听莫里循这么讲，就跟了一句，“主席对此怎么看？”
何锐慢悠悠的答道：“我猜，斯大林同志想从我们的经济趋势中寻求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吧。不过中苏两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具体经验对于苏联的帮助有限。”
听何锐这么讲，莫里循立刻想起了一个细节，“斯大林总书记好像对于我们的工业产值格外注意。我说出，预计1927年，中国的农业产值大概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5%，工业产值大概是45%。我看到斯大林同志好像很想详细询问，但是却没问。”
吴有平并不讶异，中国政府对于工农业产值也很注意。从1924年1月开始在国内执行5年计划，根据统计与预测，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到1927年可能会增加一倍。如果1928年退出金银本位的货币模式完全落实，中国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可能达到200人民币。
根据现在国务院统计局的判断中最乐观的部分，到1929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有可能达到总比的50%。吴有平很希望这是真的，但是吴有平自己也不敢确定，就问道：“主席，我们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基本理念都是发展生产力，可我们的经济模式不同，这会导致多大的区别？”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苏联不能采取我们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是苏联的模式比我们好或者不好，而是苏联要采取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管理模式。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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