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必然要去苏联不可。
如果何锐不去苏联，斯大林同志必然会怀疑中国对于中苏友好的态度。毕竟，现阶段苏联内部已经有人在怀疑中苏关系的未来。质疑者的理由并不离谱，他们认为中国既然打破了外交障碍，自然会直接与欧洲联络。而继续遭受世界列强封锁的苏联对中国的价值会下降。
何锐一旦出访，必须先去苏联。正因为质疑者们会永远存在，何锐就必须发出明确无误信号。
吴有平被说服了，“主席，出访欧洲太过于重要，国务院要做什么配合工作？”
“此次欧洲之行必然会成果丰硕，我比较不能确定的是德国之行。因为我想从德国得到两样东西。第一，是中德在成人培训方面的经验。第二，我想邀请少数顶尖德国总工程师到中国参与一些工厂的设计。这都需要德国魏玛政府的协助。”
听到职业培训，吴有平当即想起了国内，便说道：“我能不能先把话题岔开一下？”
何锐同情的看了看吴有平，眼神很快坚毅起来，“你不能岔开话题。因为国内的成人教育的基础太低。推动工业化，农业时代的经济模式比如那会被替代。所以不需要讨论替代，而是讨论如何更快的替代。至于引发的负面作用，就得靠政府来保证底线。失败者可以失败，却不能饿死。成人再教育就是保底的一个重要手段。”
吴有平认为自己听到了解释，还是针对他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的解释。然而事情会不会真的向这个方向发展，吴有平还是没信心。现阶段，中国面对风险的普遍思路是‘避而不谈’，仿佛提及风险本身就是一种罪行。
想到这些，吴有平就非常不快，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就是向死而生。如果当年遇到的何锐没能拯救中国，吴有平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如果不敢承认拯救中国本就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决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只要面对挫折，就会自然而然的生出逃避的念头。
现在也一样。如果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温情脉脉的过程，甚至是更过分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过程，工业化必然会遭到各种失败。
而何锐则继续解释道：“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工业积累，对我们自己掌握的工业实力有认知。尤其是我们对美国有过考察，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邀请德国高级专家参与中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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