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锐在日本这个亚洲最先进的工业国生活过很多年，因为生活环境的影响，造成了何锐的与众不同。
但现在李润石觉得自己这个判断是错的。如果要用这个理论判断何锐，何锐得在远超当下世界水平的社会中生活过很久，而且在那个社会里，何锐至少也得学有所成，才会呈现出与当下的世界大大不同的思维。因为何锐阐述未来时候表现出的不是“推演”，而是理所应当。
此时就听何锐继续说道：“叶处长是1位非常注重社会正义的人，我对此很赞赏。但是他提出的社会正义更多的是1种感觉，是1种旧时代的思路。我不认为他所说的正义不对，但是他的那个期待方向不够唯物主义。譬如，交通事故是有1定的解决办法。随着科技进步，会出现摄像头，以及信息储存设备。在广大的范围内，以及各种车辆载具上，会有这些设备。虽然不能说解决100%的问题，至少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中国生活方式，就是正义最好别迟到，而是尽快早点到。
除了这些之外，我非常认同叶处长经过这件事之后更加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要完蛋，那么中国走这条路，也会完蛋。国内民众以及党内同志，不少人都觉得中国是世界上的特殊存在。我当然承认中国的独特性，但是帝国主义这条路，几百年来那么多国家走过，全都完蛋了。中国再独特，也没有独特到物质世界专门给中国创造1套规则的程度。”
李润石听得心情愉快，“正是如此，正该如此。不过主席，叶处长对于社会不公平的看法，是不是比社会正义更高级别的问题？”
何锐点点头，“社会公平问题分层次。反帝反封建所追求的就是某个层次的公平，这种不公平可以通过革命，通过社会制度，通过法制水平提升来解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流传了这么久，证明了人民未必愿意这么对待自己，但是肯定愿意这么对待别人。这就有着充分的群众基础。”
“哈哈。”李润石被逗乐了。何锐那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让他说起这些很残酷事情的时候往往非常轻松。正因为何锐懂得这些看法多残酷，所以他的轻松有时候真的令人感觉想笑。但李润石觉得在何锐的看法中，肯定有更难逾越的不公平。
“国家是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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