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很自然的局限在当下的人类社会上。
李润石则继续说道：“只要知识在不断普及，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群众对于特权的反对就会越来明晰，越来越强烈。欧美民众反抗资本家的时间可比我们更久。但是随着特权被极大遏制，公平与平等的矛盾就变成了最大问题。生产力没有发展到某个程度，国家就没有负担解决公平与平等矛盾问题所需的成本。我认为还是应该优先解决平等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大多数群众只怕无法经过第3次筛选。”
何锐知道李润石肯定支持平等，而不是公平，就问道：“越公平，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公平。这种思辨自古有之。我在意的是，人民的接受度，以及人民有多大比例能够自觉的通过改造自己来解决这个发展的矛盾。”
“主席好像很悲观？”李润石提出问题的时候神色波澜不惊。
见李润石的态度如此坚定，何锐摆摆手，“我不悲观，我只是认为人类的肉体其实是抗拒这样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为了阐述问题，就倾向于假设每1个人都是理性人。从具体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才是人类的常态。现阶段人类的肉体并不遗传理性，理性或者说是正确的思想，是靠后天的学习、实践、思考得来。我现在优先考虑的是解决问题的成本从哪里来。即便有了支付成本的资源，也得考虑效率够不够高，能否让效率最大化。”
李润石并不反对何锐的看法。在极大遏制特权存在的环境下，人类完全靠平等竞争，自然会出现胜利者与失败者。而胜利者获得了胜利带来的报偿，并且通过正确实践积累起了经验后，就会更强，更容易赢得下1次胜利。
从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实来分析，每1个人擅长的领域并不相同。由于资源不足，导致每1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只针对个人的最优培训，大家都在同1个赛道上，因为个人特点以及其每1个人都独特的人生经历，就会出现绝对的公平必然带来绝对的不平等。
譬如，收入间的巨大差距，只是这种公平带来的不平等的1个表现而已。
反之，在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追求绝对的平等，那就必然要让通过个人能力创造出更多财富的人付出更多。还可能要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进行限制，甚至是打击。所以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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