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被安排在大会第二天的下午，地点换到了小报告厅，容量三百人，坐了两百出头。
议题的全称印在会议手册上：急诊情境下的知情同意困境与伦理边界探讨。
台上摆了六把椅子，五位讨论嘉宾加一位主持人，贺知舟被安排在最右边的位置。
他到场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瓶矿泉水，保温杯大概是忘在休息室了，整个人往椅背上一靠，看起来随时要在台上睡着。
主持人是省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姓陈，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开场白简短干练。
“今天的讨论聚焦急诊领域最核心的伦理争议之一，当知情同意与救治时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医生应该如何抉择。”
他把话头抛给了第一位嘉宾，一位来自省医科大学的医学伦理学教授。
教授的观点中规中矩，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认为即使在急诊场景下也应该穷尽一切手段获取知情同意，哪怕是电话授权或者知情同意书的简化版本。
第二位嘉宾是省人民医院的急诊科主任，观点略微灵活一些，认为应该在法律框架内给予急诊医生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轮到贺知舟的时候，主持人特意转向他。
“贺医生是今天嘉宾中唯一一位一线急诊临床医生，请谈谈您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
贺知舟把矿泉水瓶在手里转了半圈，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我先讲个案例。”
他把水瓶放在桌面上，手指搭在瓶身上。
“去年夏天，一个四十二岁的男性患者被送到急诊，意识丧失，颈椎骨折合并高位截瘫，气道被血块和呕吐物堵了大半。”
台下的窃窃私语声停了。
“家属不在场，联系不上，患者自己说不了话。”
贺知舟的手指在水瓶上敲了一下。
“按标准流程，我应该先建立静脉通路，联系家属，准备知情同意书，然后安排气管插管。”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那些正襟危坐的面孔。
“但那个流程走完，患者会死在抢救床上，因为他的血氧饱和度已经掉到百分之六十五了。”
“我没有等家属，也没有签字，直接做了环甲膜穿刺，三分钟后接上呼吸机，患者活下来了。”
台下有人交换了眼神，有人在笔记本上记东西。
陈主任推了推眼镜。
“贺医生，您的做法确实保住了患者的生命，但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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