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一题的题目时，顾长安的眉头微微皱起。
这道题最大的难点在于，本身就在否定常理。
百姓贫困，赋税沉重，那么减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可主考官偏偏问：减赋未必能富民，为何？
顾长安沉吟片刻，缓缓放下毛笔。
他知道，这道题真正考的，不是仁政，而是治国。
若只是高喊减税爱民，任何一个读书人都能写。
可国家运转，同样需要赋税。
河工要银子，军队要银子，赈灾要银子，甚至地方官府的运转也需要银子。
若只谈减赋而不谈其他，不过是纸上空谈罢了，这显然不是出题官想要的答案。
想到这里，顾长安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一句话。
百姓贫困，有时并非因为交得太多，而是因为赚得太少。
念头浮现的一瞬间，顾长安心中忽然一动。
他重新低头看向试题。原本有些模糊的思路，竟渐渐清晰起来。
又思考片刻后，他再起提起了毛笔。
“赋者，取于民也；民之贫富，不独系于赋。”
“赋重而民贫，未必尽由赋重；赋轻而民困，亦未必尽由赋轻。”
“故减赋者，救其末也；富民者，治其本也……”
写到这里，顾长安的思路已经彻底打开。
农田荒废，道路不通，商货难行，水利失修，流民四起……
这些问题，即便赋税减半，也无法真正解决。
百姓之所以贫，根源在于无业、无产、无路，而非仅仅因为赋税。
若朝廷只知减赋，短期内或许能够缓解民困，可几年之后，问题依旧存在。
因此，真正的富民之道，在于兴农、修渠、通商、垦荒，使百姓有田可耕，有工可做，有货可卖。
届时纵然赋税不减，百姓亦能安居。
若无产业支撑，即便减赋三成五成，也不过饮鸩止渴。
笔锋行至此处，顾长安忽然停顿片刻，随后写下最后一句。
“国之治，在减民之赋，更在增民之利。”
落笔完成。
顾长安缓缓吐出一口气。
这是整篇策论的收束，也是他真正想说的话。
写完之后，他没有急着誊写，而是重新检查全文，确认没有犯讳之处，又将几处措辞稍作润色。
待确认无误之后，这才开始誊录。
贡院之中，仍有不少考生眉头紧锁。
有人奋笔疾书，有人迟迟不曾落笔，还有人望着题目发呆。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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