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呢子大衣，还有一排排包装精美的洋酒和罐头。
大厅里放着轻柔的广播音乐，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好闻香水味。
贺铮目的明确，直奔卖生活用品的柜台。
柜台后站着个烫了卷发的售货员大姐，正拿着一把小锉刀修指甲。
看到贺铮走过来，大姐连头都没抬，漫不经心地问：“买什么？先看票后拿货。”
贺铮清了清嗓子，硬着头皮开口：“大姐，你们这儿有没有一种叫‘卫生巾’的东西？”
听到这三个字，售货员大姐的动作停住了。
她抬起头，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看着眼前的糙汉。
这年头，国内的女同志大多用粗布条缝制的月经带，条件好点的塞点草木灰或者劣质卫生纸。
那所谓的一次性“卫生巾”，是从国外刚刚引进的稀罕物，只有那些侨眷或者外国专家家属才会来买。
一个看着像乡下种地的大老爷们，跑来大洋行点名要这种东西，大姐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这东西有是有，进口货，贵着呢。你要是没外汇券，给再多人民币也不卖。”大姐狐疑地看着他，觉得这男人大概是走错门了。
贺铮直接把剩下的四张外汇券全拍在玻璃柜台上：“一包多少钱？拿五包。”
看到真金白银的外汇券，大姐顿时收起了怠慢的脸色。
她利索地拉开身后的木头柜子，拿出五包用塑料包装袋封好的长方形物件。包装袋上印着一排排看不懂的外国字母。
“一块外汇券一包。”
大姐把五包卫生巾推到贺铮面前，到底没忍住好奇心，多问了一句，“大兄弟，你这大老远跑来，就为了给你媳妇买这洋玩意儿？你倒是真疼媳妇。”
贺铮脸颊有些发烫，但没有反驳，干脆地把东西塞进帆布包里。
看着手里还剩下几块钱的面值，贺铮又走到旁边的食品柜台，用剩下的外汇券给姜蜜换了一大罐进口的麦乳精，外加两盒包装精美的洋铁盒黄油饼干。
直到把最后一点外汇券花得干干净净，他才背起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转身走出了友谊商店。
回程的车比来时更挤。
等长途客车晃晃悠悠回到公社镇上时，天色已经彻底黑透了。
镇上连个路灯都没有，街道两旁的铺子早就关了门。
贺铮快步走到装卸队工地。老孙正蹲在棚子底下抽旱烟，看到贺铮回来，指了指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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