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都清楚，一个被逼到绝路的人，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
他在境外见过太多被逼疯的好人，也见过太多披着人皮的畜生。
皇甫红竹做的那些事，和他在战场上做的事，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绝境里，用最极端的方式，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两个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窗外隐约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低沉而有节奏。
酒喝到第三杯的时候，皇甫红竹忽然转过头，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问了一句和今晚的海风、月光、老歌都完全无关的话：
“你今天心情不好？”
靳川握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然后侧头看她：“你怎么看出来的？”
皇甫红竹抿了一口酒，不紧不慢地翘起二郎腿，修长白皙的小腿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
“你在花子街的时候，筷子拿反了两次——你妈没注意到，黄诗扶也没注意到，但你在夹菜的时候停顿了不到一秒。一个人只有心里压着事，才会在最日常的动作里走神。”
她把酒杯放在膝盖上，手指沿着杯口画了一圈，抬眼看着靳川，“我猜猜——是注资的问题。保安部最近招了不少新人，装备要换，待遇要提高，家属要安置。白素之前批的那一百万应该花得差不多了，后续资金跟不上，你正在愁这件事。”
靳川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靠在沙发背上，苦笑着揉了揉眉心。
“有时候我在想，”他说，声音里难得地流露出几分疲惫，“你是不是在我脑子里装了监控。”
皇甫红竹被他这句话逗得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不像她平时那种冷艳疏离的笑，而是带着几分小女孩的得意和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