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良久……
大家的目光都看向安全部门的张副司长。
张副司长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们不是克格勃，也不是中情局，这种事我们不敢做，也不能做。”
刘副司长没有接话。
包司长也没有接话。
赵锐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钢笔的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大约一厘米的位置，没有落下。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大约十秒钟。
“这种事”到底指的是什么，没有人说出口。
绑架、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生命威胁。以家人、妻子、朋友的安全作为筹码，逼迫一个人交出他不想交的东西。
这些手段在历史上存在过，在别的国家目前还存在着，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景下，它们被合法化、被制度化、被常态化过。
但在当下的体系里，没有人敢碰那根线。
碰了那根线的人，没有一个能全身而退，做这件事不需要法律依据，不需要程序正义，不需要任何可以被归档的文件。
它只需要一个执行者和一个机会。
一旦走上这条路，意味着这个决定将永远无法被写入任何一份正式文件，意味着如果出了任何差错，执行者和决策者都将独自承担后果，没有任何一条制度可以为他提供庇护。
那扇门一旦被推开，就不再是政策推演，而是你死我活的黑暗博弈。
张副司长沉默了一会儿，开口换了一个方向：“那就只剩一条路了。”
所有人看向他。
“等。”
“等什么？”包司长问。
“等他松口，或者等他犯错。”张副司长说，“他现在是百亿富翁，事业上升期，精力旺盛，身边围绕着一群人。但这种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人会老，会病，会判断失误。会犯法，会离婚，会破产。会突然想通，想把东西卖掉。会突然厌倦，想彻底离开。等他进入那种状态，我们就可以跟他谈了。”
赵锐接话：“他现在三十出头。这个等，可能需要四十年。”
张副司长看了他一眼：“四十年就四十年，四十年后，他七十岁。一个人到了七十岁，要么想把东西留给后人，要么想把东西带进棺材。无论哪一种，我们都能跟他谈。”
“如果他选择了后者呢？”
“如果他带进棺材，”张副司长的语气没有变化，“那我们就成了看着一项技术被带进棺材的见证者。”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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