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感觉到不安全，他本人可能会有出境的打算。”
“第三条已经被堵住了。”张副司长说，“他现在的出入境状态是受限的，理由是涉及重大商业秘密纠纷调查，这个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能持续多久？”包司长问。
“理论上可以无限期延长。”张副司长说，“但只能用一次。”
“一次？”
“只要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他就会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他的财力，请个好律师不难。”
“不只是律师。”张副司长说，“他可以在媒体上发声，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而我们限制他的法律依据非常单薄。”
“怎么说？”
“他的知识不来自国家的任何一个实验室，完全属于他个人。”
陈副司长插了一句：“但他确实掌握了这项技术。”
“他可以否认。”张副司长说，“没有论文，没有专利，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记录能证明他手里有东西。所有东西都藏在他的大脑里。他完全可以不承认。”
包司长说：“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而且时间窗口很短。”张副司长说，“从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到他成功解除限制，中间的间隔不会太长。”
包司长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这个方向再探讨下去，又触碰了大家都不愿意提及的那些禁忌手段。
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
陈副司长打破了沉默：“其实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风险有多少种，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些风险？我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又有什么筹码可以给他？”
没有人接话。
包司长叹了一口气：“我们什么都给不了他。”
“钱？”他自问自答，“他不缺钱。他的车刀片业务月营收一亿多，利润高得离谱。账上趴着四个多亿的现金。整个江城，没有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流比他更健康。”
“政策？”他又摇了摇头，“他的产品供不应求，客户排队等着提货。他不需要税收优惠，不需要用地指标，不需要贷款额度。他甚至不需要政府帮他推广——他的客户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荣誉？”他继续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这种方向上的需求。”
这时候张副司长冷冷地补了几句：“根据他和邱教授的交流，那套理论只有一万多字。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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